中国治水代表人物廉洁故事—苏轼

01生平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宋嘉祐二年(1057年),  参加殿试中乙科，赐进士及第。宋嘉祐六年(1061年)，参加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宋元丰二年(1079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曾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登州、颍州、扬州和定州担任过知州。宋徽宗时，病逝于常州，到南宋时期，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02治水业绩

苏轼在治水实践和治水理论上都功绩卓越，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后世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成为中国古代治水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洪徐州千古留名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苏轼任徐州知州。当时的徐州紧邻黄河故道，黄河若发生大洪水，徐州城就面临危险，苏轼敏锐意识到这种危机，一到任，他就马上带人在城中囤积石头、土木、干草，用来加固城墙，填补城墙缝隙，应对水灾。当年七月，黄河在澶州曹村决口，八月黄河洪水抵达徐州城下，多亏了苏轼提前加固，城墙才免于一冲就垮的局面。洪水来袭，城外百姓难逃一劫，苏轼带着水性好的军民组成水上救援队，划船出城搜救居住在偏僻处的居民，并为山林中受灾严重的地方送去食物和水，将受灾居民接出来安置，一时获救者无数。

城外居民获救，城内却又面临危险。暴雨持续不断，城内地势较低，水位不断上升，水流不出去，城墙将要被冲塌了。面对此种情况，他向城中父老乡亲请教抗洪经验，征集民夫5000多人抢修堤坝加固城墙。另外，苏轼求助军队，但那时军队与民众并非一体，军队无动于衷。于是，苏轼亲自上阵，带着百姓们修筑堤坝，每天滚得一身泥水，不知辛苦，驻地军队被他的决心感动，终于出兵抗洪。上万军民在苏轼的带领下，抢救城池，连日奋战抗洪，筑起一道长九百八十丈、高一丈、宽二丈的“抗洪大堤”，洪水被挡住了。

筑堤期间，苏轼率领全城公私船只全部系揽城下阻挡水流，大大减少了洪水对城墙的撞击，给修筑堤坝争取了宝贵时间，最终黄河洪水被拦住了。苏轼率领军民紧急修筑城墙的同时，派出军队在徐州北方向开挖沟渠，准备把洪水引入黄河旧水道。这场洪水围困徐州城达45天之久，直到十月五日，决堤的黄河水才被引回旧水道，在靠近海州处东流入海，徐州城解除了危机。

治理西湖苏堤流芳

宋元祐四年(1089年)四月，苏轼担任杭州知州时，西湖荒废，久不治理，湖中葑菱积聚，年久腐化变为泥土，水干了就变成了田，当时达到二十五万丈多。湖水没有了，运河取钱塘江潮水补充水源，潮水浑浊多淤积，运河流经市区，遇到大雨易形成内涝，百姓苦不堪言。面对此种情况，苏轼分析了杭州容易受洪涝灾害的现状，疏浚茅山、盐桥两条河流，用茅山河接受钱塘江的潮水，用盐桥河接受西湖水。他在西湖修建一座堰闸，以便控制湖水的储积和放出，再有洪涝灾害发生时，可以调节西湖的水位， 避免内涝发生。《宋史》记载：“轼见茅山一河专受江潮，盐桥一河专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复造堰闸，以为湖水蓄泄之限，江潮不复入市。”

从西湖挖出的水草淤泥无数，无处倾倒，再次形成了新的问题。为了长治久安，彻底根治西湖水患，苏轼来到西湖边观测，他发现西湖南北距离几十里，环湖一趟实在是太远了，于是想了个办法，将这些水草淤泥堆积在湖中，形成一条新的长堤，此举不但废物利用解决了湖中垃圾，也给西湖增添了一条南北相通的新路。苏轼立即招募百姓按照此想法筑堤，大堤筑成后，遍植杨柳，一到春夏，柳枝依依垂拂。杭州人念苏轼善举，将这条大堤命名为苏公堤，即今日著名的苏堤。

当时，唐代的六井也荒废了，城里百姓吃不上甜水。苏轼又组织人员修缮、清理六井，将引水管道由竹管改为瓦筒，既坚固耐用，又扩大了供水范围，最终“西湖甘水，殆遍全城”，杭州城供水系统日趋完善。次年大旱时，百姓亦因此未受缺水之苦。

实事求是兴利为本

宋元祐六年(1091年)八月，苏轼调任颍州知州，在任上，苏轼为当地水利事业发展贡献良多。当时，北宋都城开封附近各县闹水灾，为解决这一问题，当地官员把水引入惠民河，结果又淹了陈州，于是，又决定开凿八丈沟通到颍河，然后凿开黄堆引水入淮河。苏轼对此提出质疑，他经过实地考察论证，认为开沟之事绝不可行，并上章《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被朝廷采纳，由此，劳民伤财的八丈沟工程得以叫停。此外，当年朝廷又分派出修治黄河的任务，而颍州遭受灾害，民众生活困顿不堪，苏轼就上奏朝廷请求施行以工代赈的方法，既解决了灾民生计，又兴修水利以做长远之计。此次兴修水利工程包括清理干枯河床、修缮原有水闸，以储水、放水，使船行再无障碍。

一再遭贬岭南治水

宋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苏轼被贬至惠州。当时，惠州四面临水，城东的江溪合流处原来有桥，后来桥废毁，堵塞航道。城西丰湖一道长桥，也是年久失修，百姓随时面临着危险。针对这些问题，苏轼着手修建“两桥一堤”。一是在西枝江上修了一座浮桥，每两船为一舫，用40只小船连成20座舫，用锁石碇把它们固定在江中形成船桥，随水涨落，方便出行。二是改造了平湖门到西山之间的一座长桥。此处水面宽，一般木料易腐，桥常修常坏。苏轼的改造方案是在平湖门和西山两端各修筑一段堤，中间造飞楼九间为桥，木料改为木质坚硬的盐木，以减少后期维修费用。为助修桥，他慷慨捐出皇帝赏赐的一条犀牛带，还捐出了朝廷赏赐的钱财。历时八个月，工程建设完成，舟桥叫东新桥，长桥叫西新桥，后人又称“苏公桥”。改造后的西新桥气势宏大，坚固耐用，既是要道，又是美景。

宋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再被贬至儋州。绍圣五年(1098年)，苏轼居住在儋州公式榔庵，他发现当地井水皆咸，当地民众常常因喝了不干净的水而患病。为此，苏轼带领乡民在公式榔庵附近经过勘探选择，挖凿了一口井，该井泉旺水甜，乡民饮用此井水，生病的大为减少，乡民感激地称此井为“东坡井”。此外，苏轼还指导附近村民开凿了两处泉眼。这两眼泉水，即所谓的双泉或双井，自苏轼时期起就一直为当地提供清澈的饮用水。近千年来，不管是旱季还是雨季，泉水的水位一直保持在同一个水位不增一分，这证明了苏轼治水的成功和持久影响。

苏轼不仅在治水实践上有着惠利后世的功绩，在治水理论方面也有贡献，他以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为原则，以注重民情、保障民生为宗旨，以因势利导为方法，形成了他的治水之道，曾提出“堤防省而水患衰”的理念，主张通过减省堤防让地与水来根治水患，彰显了中国古代治水智慧。主要著述有《熙宁防河录》《禹之所以通水之法》《钱塘六井记》等，为古代水利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03廉洁事迹

严于律己俭以养廉

《宋史》本传评价苏轼说：“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苏轼从政40年，曾三任京畿和地方从官，八任州郡长官，官至礼部尚书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正三品。他不但是能吏，还是廉吏。当政期间，一向坚持操守，廉洁自律，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苏轼都自奉甚俭，从不追求奢华。他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口体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约，亦是惜福延寿之道。”

宋熙宁七年(1074年)，他从杭州通判升任密州知州，首次担任地方长官。当时密州所处的胶西一带遭遇灾荒，连年歉收，加上被逼无奈的流民沦为盗贼，案件频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在《超然台记》中说：“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作为一郡之长，他一方面致力于赈灾、缉盗、发展生产；另一方面生活上极度节俭，带头挖野菜充饥，为官府公职人员作出表率，以减轻百姓负担。

1079年，他身陷“乌台诗案”,被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薪俸减少许多，靠他微薄的收入来维持一家人的吃穿用度。为节约开支，他将俸禄分作12份，每份又分为30小份悬挂房梁之上，每日支取一份，每次开支都要权衡，只准剩余，不可超支。积攒下来的钱，苏轼把它们存在一个竹筒里，用来招待客人，以备不时之需。他曾写过一篇《节饮食说》的小文，贴在自家墙上，时时警醒自己：每顿一饭一菜，逢岁日时节只饮一杯酒，吃一个荤菜。若来了客人，最多只许加两个菜。同样，遇亲朋请他去做客，会事先告知对方，不要铺张，不然他就拒绝入席。一次，苏轼的一位好友从远地回来，请他去叙旧，苏轼推辞不过，再三叮嘱好友不可铺张，结果好友准备丰盛，他请其撤去多余饭菜，够二人食用即可。正如他在《东坡志林》中写出“三养”心得：安分以养福，宽胃以养气，省费以养财。他认为这样做，一是心安理得，增长福分；二是宽解肠胃，培植元气；三是节省费用，积累财富。

他写《谏买浙灯状》的故事，也是他俭以养廉的体现。上元节时，宋神宗诏令购买“浙灯”4000盏。苏东坡认为这是劳民伤财，他写了《谏买浙灯状》上书朝廷，认为此举不过是为了取悦宫中，然对百姓来说，却是“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因苏轼说话写文章喜欢尖锐雄辩、锋芒毕露，在官场上得罪了不少人，所以家人都怕苏轼的这道奏章惹祸。一天，平日里沉默寡言、委婉谦和的其弟苏辙，回到家中大声叫着大哥苏轼，家里人都被他的反常行为吓了一跳。苏辙正要答话，苏轼大声问：“皇上降罪了吗？是罢官，还是下狱？我都准备好了。看你这样子，莫非要杀头？”苏辙说：“哥！皇上下诏——罢买花灯。”苏轼愣了：“当真？”苏辙道：“真的！听宫里传出的话，说皇上读《谏买浙灯状》，读得忘了吃饭，读罢热泪盈眶，说‘朕一心变法，乃为民富国强。如今，民未富，国未强，朕竟让百姓雪上加霜，是朕失德了！'饭未吃完，立马下诏，罢买花灯！”苏轼仰天大叫：“朝廷之事，尚有希望！”苏辙接着说：“皇上不但下诏罢买花灯，还下诏，今后宫中切事务皆须简约，不得靡费。”

勤政爱民克己奉公

苏轼一生跌宕起伏，在宦海沉浮、大起大落中，他两袖清风，无论何处为官，都坚守勤政爱民、克己奉公的政治操守。在他所作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中，就表达了对上古先贤“爱民之深，忧民之切”的推崇，民本思想在其政治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苏东坡传》中记述，宋熙宁七年至九年(1074—1076年)，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任上，遭遇荒旱。他率领民众积极灭蝗抗灾，又巡城搜索弃婴，并到百姓家做工作，将弃婴安置在百姓家中抚养，还从官方赈济灾民的米粮中，专门划拨出一部分用于哺育弃婴。在他任职两年间，曾救活数百名婴儿。

宋熙宁十年(1077年)，黄河决口，大水漫至徐州城下，富人们争相出逃。刚到任徐州知州不久的苏轼当众立誓，与全城共存亡：“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他紧急增调兵卒，率领众人冒着日夜不止的大雨修筑堤坝。他在城墙上搭建了芦苇庵子，日夜巡视，以堤为家，过私宅而不入。史载：“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最终，据城坚守70余日，洪水终于消退。1078年，朝廷降诏奖谕苏轼的功绩，并赐钱2410万文。面对赐款苏轼没有自恃劳苦功高从中谋取私利，而是一心想着受灾百姓和徐州城百姓的安危，将赐款全部用于灾后重建工程。他一面接济灾民，一面以工代赈，陆续雇佣民工7000余人，加固了防洪能力较弱的东门，在河岸要冲修筑了4条木堤，填平了城内15个取土大坑。经他修整后的徐州城池十分坚实稳固，以后数十年安然无恙。苏轼之弟苏辙在其文《东坡治水》中记载：“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従之。讫事，诏褒之，徐人至今思焉。”

据《宋史》本传记载，宋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知州，时逢杭州大旱，饥馑瘟疫并发。苏轼一方面拿出了一个名叫“圣散子方”的药方，令人大量熬煮稠粥和药剂，派遣官吏带领大夫“分坊治病”；另一方面考虑到杭州历来为水陆交汇之地，人口众多，疫病一旦暴发必将迅速蔓延扩散。于是，他在从财政拨款2000缗(一缗约为一贯铜钱)的同时，又卖了妻子陪嫁的首饰，加上积蓄，自捐黄金50两，在城中建安乐坊(后改名安济坊)，为老弱贫病者提供免费治疗。苏轼在任期间，安乐坊医治了近千名贫困病人。南宋周辉《清波别志》记载：“苏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缗，于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与紫衣。”

苏轼谪居黄州(今湖北黄冈)的数年间，几乎没有俸禄，每日开销只有一百五十文钱，勉强靠着积蓄维持生活，但当他发动黄州富民捐资捐物成立抚养弃婴的“育儿会”时，却带头捐了十千钱。宋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又被流放到惠州(今广东惠州)，为解决当地人民出行之难，他四处游走，筹资修建东新桥和西新桥，自己生活艰辛拮据，却还捐出了皇帝所赐的犀带。尽管“无权签署公事”，苏轼仍旧积极为当地出谋划策，如雇人收埋江边枯骨、筹建惠州驻军营房、为百姓求药除疫等。宋绍圣四年(1097年)，年届六旬的苏轼再一次被贬为琼州别驾，在儋州(今海南儋州),他以竹寮为屋，以番芋为食，以著书为乐，开馆办学，指导农耕。苏轼勤政爱民、克己奉公的情怀，无论穷达显隐，都一直彰显着他的气节和操守。

严于律法清正廉洁

苏轼在《六事廉为本赋》中写道：“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强调清廉是六事的根本，并提出“功废于贪，行成于廉”的观点，指出为官之道的核心是“尚德”，提倡用清廉与否来决定官员的升降与任免，评判官员业绩时应以“清慎”居先。因此，他从政生涯中不仅清正廉洁，而且在施政过程中也执法严明，倡导廉洁奉公之风。

苏轼任密州知州时，有强盗作案，惊动朝廷，安抚司派三班武官带领一拨骄悍兵卒来捉拿盗贼。这些兵卒有恃无恐，扰乱地方。他们诬陷百姓藏有宫禁之物，进入家中搜查，引起争斗，杀人后又畏罪逃散，意欲作乱。百姓告到官府，苏轼为稳住这些兵卒，故意把控告书扔在地上说：“他们肯定不会这样的。”兵卒听说后，稍微安定下来。苏轼暗地里派人招引他们出来，全部逮捕正法。

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宋元祐七年(1092年)，苏轼任扬州知州。扬州每年春天都依惯例仿洛阳举办“万花会”，苏轼以劳民伤财之故勒令停办，“人皆鼓舞欣悦”。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表示，取缔花会一是“用花千万朵”，太过奢侈，二是“吏缘为奸”，有官吏借机扰民敛财，“万花会”实为“扬州大害”，取消之后，“虽杀风景，免造业也”。

《宋史》本传记载，宋元祐八年(1093年)，他赴北宋边防重镇定州(今河北定州)任知州，刚到任便发现当地防务松弛，军纪涣散，卫戍将士骄横懒惰，缺乏训练，军官任意克扣军饷和赏赐。他一到任，立即进行整顿，查实贪污之人发配到远恶之地，明令禁止偷盗、赌博、酗酒等行为，随后又修缮营房，从军容军姿等细节开始，重振军队旧制，恢复日常训练，众人都畏惧服从。正逢春季大阅兵，军中副总管王光祖自认为是老将，称病不出，苏轼叫来书吏，当即要写奏章弹劾，王光祖惧怕，赶紧出来参加阅兵。定州人都说：“自从韩琦(北宋名将、三朝宰相)以后，好久不曾见到这礼制了。”

苏轼曾在《赤壁赋》中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体现了他循理无私、廉洁为本的道德自觉和官德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