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话”廉洁】水脉诉春秋 清风拂江河

水脉诉春秋 清风拂江河——传承中华优秀治水文化，助力新时代水利廉洁文化建设

水利部直属机关纪委、黄委机关纪委联合课题组 

中华治水历史，不仅是一部水利文明发展史，也是一部反腐倡廉史。水作为文明之源，天然的廉洁属性和治水实践中的廉洁要求，在治水先贤的嘉言懿行和治水治吏、治权治贪的工作体制机制中生动展现，其中的许多宝贵思想不断衍化，与新时代水利精神一脉相承，对新时期水利廉洁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深入挖掘水利廉洁基因，汲取中华优秀治水文化中的经验智慧。中华优秀治水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历经儒、法、道、墨等各派思想的激荡交融和各个朝代的治水实践，得到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传统社会中，水以其天然属性引发古人关于廉的哲思，其蕴含着清白透明、谦卑内敛、坚韧柔软等廉洁内涵。孔子曰“水有九德，故君子临水必观”，老子《道德经》记载“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都以水比德，反映了古代朴素的清廉如水的道德观念，属于传统廉洁文化。 

中华5000年文明史中，涌现出许多治水先贤，推动发展了传统廉洁文化。春秋时期楚国名相和水利专家孙叔敖清廉自守、执法严明、公正无私，被誉为“天下第一循吏”，他主持修建的芍陂是我国最早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明朝官员海瑞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徇私受贿，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清代杰出的治水专家郭大昌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坚决不与腐败分子同流合污，始终坚守廉洁底线，确保每笔河道款项都花在治水上。 

与此同时，长期治水实践中建立的治权治贪体制机制，形成了水利廉洁制度文化。比如，治水官员选任方面，北宋就有严格的要求，将有治水之才纳入选拔和任用评价体系，如陈承昭、李仲昌等人，都因精于治河而先后被委以重任。到了清朝，治水官员直接经手动辄上万甚至数十万两白银的工程款项，所以除要求熟悉事务外，还更加注重清正廉洁等条件。康熙任命张鹏翮为河道总督时就说：“朕以尔清廉，因特简任。”再比如建章立制完善监管措施方面，明清时期《大明律》《大清律例》中，均设立有失时不修堤防罪、不修圩岸及修而失时罪、盗决故决河防罪、盗决圩岸破塘罪等，以便于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和管理。还有治河条例、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防汛章程》等，对河防官员的修守职责、经费、施工规范、工程质量验收、责任事故赔偿及河防禁令等都有详细规定，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水利廉洁体制机制文化。 

深刻感悟百年奋斗历程，赓续党领导人民兴水治水的精神血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高度重视水利工作，百年治水实践传承了润泽民生的情怀，见证了管党治党的光辉历程，也不断赓续发展了水利廉洁文化。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先后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怎样分配水利》等法律和条例，在权力监督和管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建立了严明的廉洁纪律，并发展成为全党的高度自觉，这些廉洁要求同样体现在水利行业中，成为当时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关键保障。当时我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兴修水利大会战”，严明的纪律成为工程建设成功的关键保障。最具代表性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坚持用制度管人、管物、管事，先后出台了《林县引漳入林总指挥部关于生活管理和财务开支的制度》《关于实行粮款财物包干和管理的几项规定》等一系列制度，严防贪污、盗窃、浪费等行为的发生，工程修建历时10年，投资近亿元，没有出现贪污或挪用修渠资金行为，锻造了红旗渠精神。改革开放后，水利行业纪检监察工作得到长足发展。1988年，成立监察部驻水利部监察局；1994年，中央纪委在水利部派驻纪检组；2018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水利部纪检监察组。与此同时，各省（区、市）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纪检监察机构也逐步健全完善，不断丰富发展着水利廉洁体制机制文化。 

百年治水实践也锤炼了一代又一代水利人鲜明的政治品格，丰富发展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地江西瑞金沙洲坝时，毛泽东同志亲自勘山察水寻找水源，带头开挖水井，用实际行动为苏区干部和沙洲坝群众树立了榜样，映射出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心系群众的人民情怀，锐意进取的革命精神，是苏区精神的有机组成。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修渠、架桥、打井，先后建成延安裴庄渠（幸福渠）、子长渠、靖边杨桥畔渠、绥德绥惠渠等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在拯救民族危亡和争取人民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创造了水利事业的辉煌业绩，是延安精神的历史见证。新中国成立后，水利精神步入健康轨道，形成完整、系统的民族水文化风格。焦裕禄调任兰考县委书记后，带领全县人民全身心投入封沙、治水、改地斗争，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一代又一代水利人正是从苏区精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抗洪精神中汲取奋进的力量，实现了水利建设历史性跨越。这些精神所在，就是血脉所在，就是力量所在。 

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内涵，激活长存治水文明中的廉洁元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治水文化是在治水历史长河中提炼出的精华，其蕴含的廉洁元素同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和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有高度的契合性。 

二者在政治观上相契合。“公仆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廉洁政治观的核心理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权机关的工作人员应该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自古以来，“民惟邦本”就是治水文化中非常重要的观点，也是贯穿始终的廉洁元素。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就是要树立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坚持民为主、官为仆，人民至上。治水文化贯通“安民”“重民”等民本思想，治水者心怀“天下有溺犹己溺”的情怀，以防汛、灌溉、漕运等水系民生的事业立命，这与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息息相通。 

二者在共产党人利益观上相契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宣告，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与实践都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非个人私利。治水具有明显的社会公益属性，这一本质属性要求治水官员必须具备正确的利益观，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关系。数千年的治水实践中，涌现出许多治水廉吏，他们面对数额巨大的治水经费，能够坚守廉洁之操守、高尚之品行，做到从不“妄取”。坚守廉洁操守，秉持清廉作风，是历代治水人修身立业、治水为民的道德准则，这与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政治品格是一致的。 

二者在方法论上相契合。唯物辩证法核心内容是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主张人们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中华优秀治水文化包含实事求是、事必躬亲等廉洁元素。大禹治水乘辇山行乘橇泥行、三过家门而不入；海瑞、丁宝桢等廉吏治水要求治水者必须亲自跋山涉水，踏勘地形水势，因地施策；苏轼在杭州任上时，深入实地考察探究，制订出准确可行的治水方案。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也是党百年奋斗历程的制胜法宝，周恩来总理亲自带队赴长江三峡开展实地调研，着力破解三峡工程“建不建、在哪建、怎么建”的难题。可以说，中华治水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治水，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搞准问题的本质和规律，不断提高治水的科学性，这与我们党注重调查研究、提倡事必躬亲的工作作风一脉相承。 

深刻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凝聚新时代传承水利廉洁基因的磅礴力量。优秀治水文化是一种精神力量，其中蕴含的水利廉洁基因深深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这种精神力量一经被掌握和运用，就会转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赓续精神血脉，汲取奋进力量，传承好优秀治水文化，继承好水利廉洁基因，对推进新时代水利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推进新时代水利廉洁文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夯实水利系统清正廉洁思想根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廉洁文化建设、治水的重要论述等，坚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引导党员干部职工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保持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着力营造水利系统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推进新时代水利廉洁文化建设，还需要厚植水利系统廉洁奉公文化基础，重视水利廉洁文化研究，深入挖掘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大运河文化等治水文化中的廉洁基因，深入挖掘历史文献、文化经典、文化古迹、水利遗产中的廉洁思想，整理保护历代治水中形成的廉洁文献和遗产，持续拓展水利廉洁文化建设内涵。同时，需要坚持从党领导人民治水红色历程中汲取力量，围绕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等水利工程和大江大河开发治理保护及红旗渠精神、抗洪精神等，加强对党领导人民治水历程的系统梳理和挖掘，讲好党领导人民治水故事，赓续红色血脉。坚持从新时代治水实践中汲取经验，认真研究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水利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继承和发扬对党忠诚、敢于善于斗争、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等优秀品质。坚持从中华优秀传统水文化中汲取营养，深入挖掘社会公认的历史治水人物在治水实践中的廉洁事迹和高尚品格，整理治水先贤、清官廉吏的嘉言懿行，丰富水情教育基地、水利风景区、水利科普基地、博物馆、展览馆和水利设施的水利廉洁文化宣传教育功能，激励党员干部职工廉洁自律、无私奉献。